为一个人 逛一座城｜徐懋庸在花园坊几易其居

徐懋庸，作家、翻译家，原名徐茂荣，笔名众多，如致立、高平等，精通英、俄、法、日等语言，译笔畅达，写作以杂文见长，活跃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坛。

徐懋庸早年住在花园坊（今瑞金二路129弄），先后在103号、106号、107号居住过，直到1938年离沪奔赴延安。

图说：花园坊106号 新民晚报记者 金晶 摄

(资料图片)

翻译海外进步书籍

徐懋庸出生于浙江上虞下管镇的一个贫困家庭，成长时目睹了镇内地主乡绅与中农贫农的巨大差距。那时，徐懋庸家属于“润山堂”一支，都是勤劳节俭的中贫农，其父起早摸黑地做筛面粉用的纱筛维持生计。徐懋庸不到10岁，就在小学老师的领导下参与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集会活动。

1926年，15岁的徐懋庸在家乡的民强小学做教员，机缘巧合下结识了受党委派来上虞活动的叶天底，而后参与了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，并担任秘密刊物《石榴》的编辑。次年大革命失败，徐懋庸被反动派通缉，不得不逃亡至上海。

来到上海后，徐懋庸为谋生发愁之际，在报纸上看到国立劳动大学的招生广告。该校不仅不收学费，还提供膳宿，他以“余致力”为化名赴考，并顺利入学。在三年的学习中，徐懋庸为了阅读外国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，自学英语、法语，还向同学请教日文，始终坚定地追求成为一名革命的文化工作者。

1930年，徐懋庸回到浙江临海回浦中学教书。三年后，他辞去教职，再度进入上海，以翻译日法进步书籍为业，同时不断寻求进入革命文化界的机会。

起初，徐懋庸屡屡碰壁，曾向黎明书局、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投稿未果。幸运的是，他在向《东方杂志》寄稿后引起了胡愈之的关注，在其帮助下为生活书局译成日本山川均的《社会主义讲话》，自此在上海立足。

译书期间，徐懋庸由钟敬之牵线，搬进花园坊的一个亭子间。同年，原住103号《社会与教育》编辑部三楼的黄源夫妇搬走后，徐懋庸便携家住进此处。1934年春，徐懋庸加入左翼作家联盟，他又从103号搬到106号2楼，与当时住在107号的曹聚仁毗邻而居。

与曹聚仁无话不谈

花园坊位于黄浦区瑞金二路，北邻复兴中路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建成，脱胎于后期石库门里弄，为新式里弄住宅。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，花园坊名人云集，既有作家如徐懋庸、曹聚仁、黄源等人居住于此，又有茶叶专家吴觉农、企业家董竹君、历史学家卫聚贤、音乐宗师黄自等人在此寓居。

106号与107号楼紧挨在一起，位于花园坊南部，均为三层红砖洋房。一楼设开敞式的小庭园，二楼阳台挑出，有黑色铁艺扶栏，二、三楼的窗户框采用暗红色，与砖红色外墙相搭配，更显质感。在花园坊106号时，徐懋庸与曹聚仁贴邻相处，据说他常从自家的阳台一脚跨到曹家的阳台，然后两人便倾谈至深夜。107号楼的三楼是曹聚仁之前花了二百元买下的，原租客走后，他便邀请徐懋庸夫妇搬到曹家楼上居住。于是，徐懋庸便成了他的房客，二人相知更深，成了无话不谈的密友。

徐懋庸颇受曹聚仁照顾，曹聚仁时任大学教授，收入稳定，而徐懋庸全靠稿费收入，经济状况不稳定，房租交得全无准期，但是曹聚仁并不在意。据曹聚仁回忆，二人有一个共同的嗜好，就是喜欢看绍兴戏，还都是吴昌顺、筱凤彩的戏迷。

徐懋庸在107号楼居住了三年之久。1936年之后，因“左联”解散和“两个口号”等纠纷，徐懋庸与鲁迅产生隔阂。1938年，他离开上海前往延安，希冀弄清当时论争的是非曲直。

新民晚报记者 沈琦华 实习生 范久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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